我把妈妈送到社区医院的时候，她还在昏迷。

　　额头上那块撞伤不大，但青紫得触目惊心。

　　社区医生翻了翻她的眼皮，拿听诊器听了一会儿，说没事，就是伤心过度了，睡一觉就好。

　　我留她在病床上挂着葡萄糖，自己打车去了父亲的单位。

　　那栋灰色的办公楼我小时候来过几次，印象里总是有穿着工装的人进进出出，大声说着我听不懂的工程术语。

　　今天很安静，安静得不太正常。

　　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的依维柯，车厢侧面写着“福山殡仪馆”几个冷蓝色的字。

　　有人带我去了后院。

　　我不敢看。

　　签字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，笔尖在纸上划出几道歪歪扭扭的线。

　　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是个穿蓝大褂、戴白口罩的中年男人，声音闷在口罩后面听不太清，但语气很职业化，象是处理这种事已经处理了千百遍。

　　他递给我一张名片，说办葬礼可以找他们，全包，省心。

　　我把名片攥在手心里，攥得纸片都快湿透了。

　　刚走出后院，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快步跟了上来。

　　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，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，脑门上冒着细密的汗珠，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急的。

　　他拦住我，说话很快，象是在赶什么时间：“你是老周的儿子吧？我是他单位的，姓刘。老周这情况……是在院子里出的事，单位出于人道主义，愿意给你们家二十万补偿。你看——”

　　我看着他。

　　他说话的嘴一张一合，但我忽然听不太清他在说什么了。

　　二十万。

　　我父亲的命，在这位刘主任嘴里值二十万。

　　我摇了摇头，说我要回家问我妈的意见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　　他没有追上来。

　　李美茹醒过来的时候，眼神是空的。

　　她躺在社区医院那张窄床上，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，然后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我。

　　她张了张嘴，象是想说什么，但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。

　　她又把脸转回去，继续看着天花板。

　　社区医生走进来看了看，说没事，就是伤心过度了，回家休养几天就好。

　　我扶着她回了家。

　　她坐在沙发上发呆。

　　过了很久，她站起来，走到电话机旁边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
　　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她的肩膀开始剧烈地颤抖。

　　她叫了一声“妈——”，然后就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剩下哭声。

　　那哭声从压抑的呜咽逐渐变成再也忍不住的嚎啕，我站在客厅门口，听着她对着电话那头断断续续地重复着“国栋走了”“他跳楼了”“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”，每说一句就被新的哭声淹没。

　　我回到自己房间，关上门，坐在床沿上，盯着对面书架上那排书发呆。

　　父亲是三代单传，没什么亲戚。

　　爷爷走的时候我还小，奶奶走在更早。

　　逢年过节我们家都冷冷清清的，不用走亲戚，也没有亲戚来走动。

　　我妈那边倒是有姥姥和舅舅，但舅舅李景沐当年家里出了事，我们也有好多年没怎么走动了。

　　葬礼……这种事我一窍不通。

　　我掏出那张殡仪馆名片，翻到背面，上面印着一排手机号。

　　我拨号打过去，对面传来声音：“您好，我们福山殡仪馆一条龙服务，让逝者体面地走。”

　　我刚要开口，妈妈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个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：“把殡仪馆推了！丧事我们自己来办！”

　　那是舅姥爷王平安的声音。

　　他在电话那头听到了我妈说的全部内容，嗓门大得不需要免提都能听得清清楚楚：“你们别找殡仪馆！那些一条龙又贵又不走心！我这就叫人过来！你们在家等着！”

　　然后电话挂断了。

　　第二天下午，姥姥家的人到了。

　　一辆灰色的小面包车停在楼下，车门拉开，先下来的是姥姥。

　　她穿着一身素净的灰布衣服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的皱纹象是刀刻出来的，每一道都藏着岁月的重量。

　　她手里拄着一根黑漆拐杖，但腰板挺得很直。

　　扶着她下车的，是一个年轻女子。

　　一身素白的连衣裙，没有任何花纹装饰，干干净净的象是一张还没落笔的宣纸。

　　她的头发又黑又直，披在肩后，用一根白色的发绳松松地系着。

　　五官很清秀，但那种清秀不是温柔——是冷，象是深秋早晨湖面上浮起的那层薄雾，美则美矣，却让人不敢靠近。

　　她扶着姥姥的手臂，动作很轻很稳。

　　妈妈李美茹从屋子里冲出来，扑进姥姥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
　　她的身体在姥姥怀里剧烈地颤抖着，哭声憋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了出口，嘶哑又破碎。

　　姥姥没有说话，只是稳稳地站着，一只手搂着她的背，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脑勺。

　　那白裙女子安静地站在旁边，微微侧过头，目光落在别处，象是给她们留出空间。

　　舅姥爷王平安是最后下车的。

　　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，领口扣得整整齐齐，手里拎着一个老旧的藤编箱子。

　　他今年快八十了，但走路生风，腰板比年轻人还直。

　　他年轻的时候读过私塾，后来当了半辈子的小学语文老师，一手毛笔字是远近闻名的。

　　每年过年村里人都排着队找他写春联，他从不收钱，但要自备红纸和墨。

　　他放下藤编箱，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笔墨纸砚，还有一卷卷裁好的白宣纸。

　　他戴上那副老花镜，先是站在我家门口打量了一下门框的尺寸，然后铺开纸，研墨，提笔——笔尖落下的那一刻，他的手腕稳得像一台精密的仪器。

　　上联：蓬门此去无多路

　　下联：泉下应知未了情

　　横批：音容宛在

　　他写完之后，轻轻地吹了吹墨迹，然后亲手把它贴在了门框两侧。那白色的纸条在秋风中微微抖动，墨迹在日光下泛着沉稳的光。

　　他在门口的停车位上搭起了雨棚，又从物业那里借来了桌椅板凳。

　　然后他在雨棚里坐下来，泡了一壶浓茶，守在桌前。

　　来一个吊唁的亲属，他就现场写一副挽联，笔走龙蛇，字字端正。

　　家里客厅的墙上被牵起了一道道白色的细绳，那些刚写好的挽联还带着墨香，被夹子夹在绳子上，垂下来一条条白色的长幅。

　　风从窗户吹进来的时候，那些纸条就轻轻地晃动，象是一排排无声的叹息。

　　我跪在蒲团上，面前放着一个黑色的火盆。

　　火焰舔舐着黄纸的边缘，纸页卷曲、发黑、然后猛地蹿起一团明黄色的火苗，在盆中跳动几下，又迅速地坍缩成灰烬。

　　我用棍子拨了拨盆里的纸灰，让新放进去的纸钱烧得更旺一些。

　　火光照在我脸上，热烘烘的，但我的脊背却一阵一阵地发凉。

　　头顶上那些白色的纸条在风中轻轻摆动，投下晃动的影子，落在我的肩上、地上、火盆的边缘。

　　我一直低着头，不敢往上看。

　　后来妈妈出来了。她眼睛红肿着，被那白裙女子扶着，脚步还有些虚浮。她在门口站定，转头对那女子说：“月月，谢谢你，忙前忙后的。”

　　女子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只是轻轻摇了摇头：“我现在叫李清影了。”

　　妈妈愣了一下，象是被这个名字勾起了一些久远的记忆。

　　她垂下眼睫，声音低了几分：“额……小影啊。当年……我们是真的想收养你的。你爸出事后，你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我看着心疼。可是后来没想到怀了彬彬——”

　　她顿了顿，声音里多了一丝哽咽：“如果收养你，就得拿掉他。我们……对不起你。”

　　李清影沉默了片刻。然后她说：“没事，姑姑。福利院挺好的。”

　　声音平静得像一面湖。

　　我听说过这件事。

　　妈妈李美茹和李清影的父亲李景沐是亲兄妹。

　　舅舅李景沐开大货车车祸撞死人逃逸了，舅妈也病倒了，姥姥她们年纪大了也养不了，表姐她被送去了福利院。

　　那时候我爸妈结婚三年多，一直没有孩子，去福利院办收养手续的时候，体检却查出我妈已经怀孕了。

　　奶奶偷偷请了人来家里做B超，发现是男孩，坚决不同意把我拿掉。

　　收养的事就这么搁下了。

　　李清影在福利院一直待到成年。

　　她就站在那里，一身素白的连衣裙，安静得不象是一个活人，更象是一幅被挂在墙上的水墨仕女图。

　　然后她转过头来——那动作很慢，慢到我甚至能看清她发梢在空中划过的弧度——看着我，问：“周伯伯在哪个殡仪馆？”

　　“福山殡仪馆。”我说。

　　她点了点头：“我去殡仪馆找人给周伯伯化妆。好走得体面一点。”

　　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擦了擦眼角：“小影，麻烦你了。”

　　“姑姑你太客气了。”她说完，松开扶着妈妈的手，转身从门边拿起一把黑色的长柄太阳伞。

　　那伞很旧了，伞骨细长，黑色的伞面在阳光下泛着一层陈旧的光泽。

　　她撑开伞，走入十月的阳光里。

　　我跪在蒲团上，往火盆里续了几张黄纸。火焰跳动了一下，舔舐着新添的纸钱。我下意识地抬起头，看了一眼她的背影——

　　拿着伞走远的背影。

　　然后我的头皮猛地炸开了。

　　那天的阳光很好。

　　好到地上每一样东西的影子都清清楚楚——停在路边的车，门口的雨棚，雨棚下低头写挽联的舅姥爷，甚至连那张桌子的四条腿在地上投出的影子都清清楚楚。

　　但李清影没有影子。

　　她打着那把巨大的黑伞，走在阳光铺满的水泥路上，她的脚边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

　　没有影子。

　　象是阳光穿过了她的身体，落在空无一物的地面上。

　　而且她的脚步声。

　　我竖起耳朵听——那条路上铺着碎石子，走在上面正常应该有“沙沙”的脚步声。

　　但她走在上面，安安静静的，象是踩在棉花上一样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　　她的白裙下摆随着步伐轻轻晃动，那步伐不紧不慢，节奏均匀。

　　但看起来不象是在走路——更象是在平移。

　　象是有什么东西在托着她的双脚，一段一段地往前送。

　　她就这样走远了。

　　象是被风吹走的一缕白烟。

　　我跪在蒲团上，手里捏着一叠还没烧完的黄纸，愣愣地看着她消失的方向。

　　十月的风穿过门口的白纸条，发出细碎的、像叹息一样的声响。

　　我后背的鸡皮疙瘩一颗一颗地冒了出来，从尾椎骨一路窜到后脑勺。

　　阳光洒满一地。

　　她走过的地方，却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。